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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

谭震林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革命家，建国后曾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他为人耿直不阿，在1967 年2 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带头“大闹怀仁堂”，和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一起，同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一伙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主将。此后，谭震林即蒙受不白之冤，身处逆境。

在“怀仁堂事件”爆发之后，毛泽东对谭震林等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在被诬为“二月逆流”以后，带头“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和其他老同志，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1967 年2 月18 日，在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之后，对林彪还未认清面目的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对江青和“中央文革”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声称“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林彪在信上作了“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批示，然后把信转到毛泽东那里。另外，2 月16 日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之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把会议记录整理出来，向江青汇报。江青一听，暴跳如雷，大叫“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她要张、姚、王三人连夜向毛泽东报告。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了张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毛泽东看了林彪转来的谭震林的信，加上江青的挑唆，非常生气，当夜召见了张春桥等三人，听他们汇报。2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其中叶群是作为林彪的代表出席的，因为林彪推说自己身体不好，派叶群去。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同志。毛泽东这次的确发了脾气。按照康生的说法，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据康生后来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毛主席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毛泽东情绪激动，发泄了一通之后，周恩来耐心劝慰，并主动进行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未能妥善处理。在周恩来如此安抚之下，会议的气氛逐渐变得缓和，毛泽东的怒气也随之渐渐消散。

1956年1月，谭震林与毛泽东同聚一堂。

最后，毛泽东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决定由周恩来、李富春找陈毅谈话；由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找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找徐向前谈话。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进行了批评。这就是所谓“扩大的政治局生活批评会”。会议连续开了8 次。“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加上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倾巢而出，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进行围攻，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污蔑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京西宾馆中央军委扩大的碰头会是“二流合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的分工，在周恩来的统一领导和主持下，谭震林与李富春、李先念等分管国务院各口的几位副总理，一直在第一线抓生产。在“二月逆流”之后，谭震林就靠了边。在江青等人的煽动下，他还先后被农业院校等一些单位的“造反派”揪斗。在这次所谓的“生活批评会”过程中，谭震林顶住“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的压力，虽被迫作了违心的“检讨”，但却以“自我批评”的方式，继续斥责江青等人煽动打倒一切、破坏生产的种种行为，这就使江青等人更加恼羞成怒，又给他扣上了一顶“态度极端恶劣”的帽子。由于谭震林在怀仁堂斥责张春桥拉“群众”当幌子，恼羞成怒的张春桥在接见红卫兵时狠狠地说：“‘二月逆流’是什么？一句话，‘二月逆流’就是谭震林炮打‘中央文革’！”

由于谭震林坚持正确立场，陈毅、徐向前和其他老同志也坚决抵制“中央文革”的诬陷，江青、康生等人借“生活批评会”组织围攻，自然无法取得什么成果。4 月初，毛泽东向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一伙提出质疑：“究竟有没有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毛泽东还扣压了陈伯达主持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不准发表。4 月底，谭震林在首都机场接见外宾，公开露面。5月1日，谭震林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上天安门城楼，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就是说，他虽然“请假检查”，不再管事，但并未被“罢官”和被打倒。

对于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打倒老干部的企图，谭震林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他对于自己是有信心的，属于“主席反复说要保”的老干部。经过考虑，谭震林曾于3月份几次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接见自己，以便汇报意见，使毛泽东直接听到老同志的呼声。谭震林还让秘书帮他准备汇报材料，充满信心地告诉身边工作人员：“到了毛主席那里，非把‘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的问题，都抖落出来不可！”

由于诸多因素，谭震林渴望与毛泽东会面的愿望并未如愿成行。直至五一节当天，他方得步上天安门城楼，得以一睹毛泽东的风采。然而，他希望单独向毛泽东汇报的心愿，却再次落入了空寂。

艰难的批斗岁月

在谭震林等待毛泽东接见的同时，江青和“中央文革”已经准备彻底打倒谭震林了。1967 年8 月19 日下午，在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安排下，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所谓“万人大会”。周恩来不顾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总后台”的困难处境，尽力保护谭震林等老同志。他在会前规定了不准挂“打倒”的大标语，不准喊“打倒”的口号，不准搞武斗等“约法三章”，并对主持批斗的人严正地指出：必须遵守，不得违反！但是，批斗会的主持人口头上答应，实际上却另有打算。周恩来临时有事要离开一会儿，临走时再三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周恩来刚一离开，会场的批斗就不断升级，甚至对谭震林拳打脚踢。就这样，批斗从中午12 点开始直斗到下午4 点多钟。谭震林被警卫人员架着，才返回了中南海家里。谭震林后来向有关人士描述当时的心情：“这件事，我永生都不能忘，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1950年，谭震林在杭。

1967年秋季，南京军区政治部的一名干部致信“中央文革”，揭露了谭震林于1932年遭国民党逮捕并被关押于苏州反省院的事实。在信中，她详细记载了谭震林在反省院所用的化名、被囚禁的时长以及他所提供的情报等，叙述得条理清晰，详实可信。

江青接到这封信，喜出望外，信在“文革小组”传阅后，转给了周恩来。毛主席和林彪同意立案审查谭震林被捕问题。1967 年11 月中旬，谭震林的立案报告转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饶漱石专案组，要他们负责审查清楚。12 月份，成立了“谭震林专案组”，进行所谓的“调查”。

经过数月的深入外调与反复核实，审查小组的成员们已详尽梳理了谭震林过往的诸多关键史实。最终，他们确凿地证实了谭震林于1932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担任红十二军政治委员的职务，并始终坚守在苏区，未曾被捕，更不存在被关押于苏州反省院的事实。因此，关于谭震林是叛徒的说法毫无根据。1968年3月21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在接见江苏省革委会“赴京汇报团”以及由中央名义举办的“学习班全体学员”时，江青公然宣称：“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谭震林是一个大叛徒！”3月24日晚，在中央召开的一次针对驻京军队团以上干部的万人大会上，江青情绪激动地连续高呼了三次口号：“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她右手高举着一个档案袋，对着台下的听众大声说道：“我之所以如此愤怒，一是因为我曾保荐过他；二是因为我们现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证明谭震林是一个大叛徒。”她随后将档案袋在空中晃动，向众人展示手中的所谓证据。

面对康生、江青等人对谭震林的恶意指控，众多自井冈山时期便与谭震林并肩作战的老同志对此深表怀疑。萧克激昂地质问：“若称谭震林为‘叛徒’，那么请具体说明他的‘叛变’发生在何时、何地，他向敌方投降的是哪支部队，以及他向敌人交出了多少枪械等详细信息。”

在人民大会堂，审查小组的成员们亲耳目睹了江青高声宣判谭震林为“大叛徒”，并声称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不禁为之愕然。他们还真以为她手中握有未曾公开的新材料，预计不久便会转交给专案组。然而，大会落幕之后，直至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推翻，江青始终未能出示任何所谓的“确凿证据”。后来，专案组的成员们调查发现，江青在大会上所宣称的“确凿证据”，实则不过是她所阅读过的一封检举信罢了。

继陶铸之被重点“打倒”后，谭震林也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重点打击目标。彼时，谭震林一家的居住地位于中南海庆云堂二院。而距离谭宅仅二三百米之遥的中南海西大门，则安置了高音喇叭，日夜播放着指控谭震林炮轰“中央文革”等所谓的“罪状”，并高呼“打倒谭震林”的口号。1967年4月4日，在“中央文革”的指使下，一伙造反派闯入谭宅，进行了抄家行动，并将谭震林的子女逐出家门，六名子女相继被逐出北京。造反派还单独将谭震林的妻子葛慧敏带走。自那日起，中南海昔日的宅邸，只剩谭震林一人，在所谓的“专案组”派遣的警卫人员监管下，孤零零地度日。

谭震林在桂林的经历

1969年9月下旬，时光飞逝。某日，“专案组”告知谭震林可与其子女会面一次，随后即刻离开京城。当晚，谭震林自中南海被带至一招待所，与归京疗疾及待分配的子女相聚。孩子们见到他神态安详、面容笑容，不禁好奇询问：“父亲，历经此番磨难，您身体怎得未曾垮塌，反而容光焕发？”谭震林透露了他的养生之道：“他们能将我如何？那些警卫战士都是人民的子弟兵。其中一位负责伙食的战士，聪明好学，还渴望掌握烹饪技艺！他严格按照规定标准，每日亲切询问我饮食是否满意，有时还会买只鸭子，烹饪香酥鸭。我若不保重身体，怎能与他们抗争到底？”谭震林还分享了他在监管期间遭受批斗的经历：“‘专案组’前来批斗，但他们无法战胜我！《北京日报》曾以头版头条发表对我的‘大批判’文章，我对‘专案组’的人说：‘请把报纸给我，让我自己逐条阅读、逐条反驳，看看谁说得更有道理！’他们再也无法对我进行批斗……”

1965年，我有幸与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彭真等领导人一同审阅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展览。

清晨，天色未明，谭震林便在子女见面后的翌日被带往机场。独自一人，他被一架军用飞机载往桂林，并被安置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办公厅所辖的一处秘密住处。抵达桂林后，谭震林最牵挂在心的，是他同甘共苦的老伴葛慧敏。在那段长达一年的单独监禁期间，她的病情日甚一日，最终被送至北京医院接受治疗。病情有所缓解后，在“专案组”的准许下，她携带着两个体弱多病的子女，来到了桂林与谭震林重逢。

1970年2月5日，正值农历除夕之夜，谭震林亲自烹制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用以迎接分别近两年的爱侣与子女。尽管谭震林身处严密监管之下，既无法踏出住所半步，就连家中四口人的居住安排，亦由监管人员一手操持。谭震林、葛慧敏及两个孩子分居两室。出于保密考虑，依据他们所居的五号楼，谭震林夫妇被私下称作“五号老头”与“五号老太”，子女们亦改用了化名。因此，直至他们离去，周边居民皆不知晓此处居住者竟为谭震林。

于桂林，葛慧敏依旧静心疗疾。谭震林携子女在山后坡地耕种绿豆、芝麻、青菜等蔬果，并畜养了一群家禽。他腰间围着由废旧被褥拼接而成的围裙，宛若一位地道的老农。回望在桂林的这段时光，葛慧敏感慨：“这位‘老头’同样拥有情感，喜怒哀乐皆备，他又怎能无己见呢？”

他同样深感苦闷，然而无论面临的压力如何沉重，处境多么艰难，他始终怀揣着坚定的信心，坚信我们的党，坚信毛主席，最终必能拨开迷雾，澄清问题。正是这份信念，使他能够在逆境中坚守，保持乐观的态度。

“哪里有什么‘错误’？党组织、毛主席，还有许多一同并肩作战的老战友都深知我的为人！”他继续说道，“你们年纪尚轻，尚不具备理解政治大事和革命历史的觉悟。但请坚信，党是值得信赖的，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评判，真理终将战胜邪恶。究竟谁善谁恶，终有一天会水落石出。”

1971 年，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林彪事件的爆发，成为1971 年政治气候的转折点。毛泽东对“文革”以来的许多问题进行了反思，包括对“大树特树”、对“四个伟大”、对“红海洋”、对“一句顶一万句”和“顶峰论”等等进行了批判。毛泽东在周恩来的紧密配合下，亲自抓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成都座谈会与会者时，指向叶剑英表示：“关于‘二月逆流’的问题，你们不要再提了。‘二月逆流’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对抗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以及戚本禹的行为。”

毛泽东的言论，实则是对“二月逆流”事件进行了平反。继此之后，他本人亦出席了1972年1月10日举行的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对其革命生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此举极大地鼓舞了那些一度被诬陷为“二月逆流”的众多老同志。谭震林通过子女的信件和探望，了解到北京发生的重大变革，心情为之振奋。紧接着，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亲自来到关押谭震林的地方。他步入谭震林的住所，与他握手，亲切地称呼他为“谭老板”、“首长”，并对随行人员叮嘱道，要好好关照“首长”。

然而，在一个不寻常的夜晚，谭震林于石阶上不幸失足，导致腿骨骨折，留下了终身残疾。这一变故，通过回京探亲的子女之口，被转告给了邓颖超，周恩来也由此得知了谭震林的情况。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致信，传达了“昨晚主席面示”的内容，强调谭震林“当时在怀仁堂的激烈举动，实为林彪有意制造打倒一批资深同志的混乱局面所引发”，并指出他“依旧是一位好同志，理应获准返回工作岗位”，同时提及了“他在桂林意外摔伤的事故”。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怀极大地鼓舞了谭震林。他决定向毛泽东写信，恳求获准返京治疗。恰逢毛泽东诞辰之日，即1972年12月26日，谭震林向毛泽东寄出了两封书信。

1962年春季，我携夫人葛慧敏一同居住于中南海的官邸。

在首封来信中，谭震林同志写道：“敬爱的主席：今年不慎，右腿不幸受伤骨折。得益于自治区党委及桂林市委的亲切关怀，病情已逐渐好转，但行走时仍需借助拐杖。我恳请主席批准我回京进行复查。此外，葛慧敏同志亦需返回京城接受治疗。至于我身边的两名孩子，亦需返回京城以便妥善安排他们的学业，或进入工厂，或投身国营农场劳动。特此请示主席的宝贵意见。祝主席健康长寿！谭震林谨上，1972年12月26日。”

在第二封信中，谭震林说：“主席：今年是我离京庆祝主席生日的第四年，每到这个时候，总是要回忆一下过去，想来想去还是一句话，有了主席才有我的今天。可惜的是跟主席数十年亲耳听过主席的教导也不知多少次，可是在自己的言行中，能够体现主席思想的事是很少很少的。可以说，我是革命的受益者，对革命只起到了一般参加者的作用，平时是如此，到了关键时刻也是如此，甚至在个别关键问题上和主席思想背道而驰，1958年大跃进中的‘左’和1967 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右’就是最典型的事例。今日回想起来更能鞭策自己，这种经常的自我鞭策，即使进步有限，也不致继续倒退。我感谢主席感谢中央对我的宽大处理。

祝主席万寿无疆

谭震林

1972年12月26日桂林。

收到来信后，毛泽东即刻应允了谭震林返回京城接受治疗的请求，并在信件上亲自批示道：“请政治局各位同志传阅。关于第二封信中提及的问题，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处理。1973年1月2日。”

1973 年2 月，谭震林同家人在桂林的那幢五号楼里度过了春节。农历初一这天，他又恢复了逢年过节都要同身边服务人员一起吃顿饭的老习惯，自己动手烧了鸡、鱼、回锅肉等一桌菜，把有关的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请来过年，表示告别，使那些同志深受感动。不久，谭震林携葛慧敏及子女回到北京。但是谭震林心里明白，尽管林彪自我爆炸了，但是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还在台上，斗争并没有结束。

谭震林：忧国忧民

1973年三月，谭震林重返北京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依照毛泽东的指导与周恩来的部署，特地派遣人员对其及家人进行探望，并对他们的居住和生计进行了重新安排，正式宣布恢复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原有生活待遇。

1959年，为第一拖拉机厂剪彩。

谭震林被安置于北京后圆恩寺胡同19号的一座四合院中。与此同时，杨尚昆、姬鹏飞等资深同志亦被分配至该胡同居住。尽管其待遇已恢复，但工作却始终未得安排，他依旧在家中赋闲。至1973年8月，谭震林受邀参加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次大会中，一批历经考验的老干部，包括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廖承志等，均当选为中央委员。然而，在此次大会中，江青集团的核心成员纷纷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势力显著增强，其中王洪文更是荣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大会结束以后不久，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借“批林批孔”之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及时觉察了他们的篡权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

目睹此景，谭震林的心情愈发沉重。他对党和国家的大事始终怀着深切关怀，不仅细读党内文件，而且每日早晚都会打开收音机，聆听新闻广播，以便掌握国内外的重要动态。回到北京初期，谭震林频繁拜访叶剑英，就形势交换意见，以期获得叶帅的指导。同时，他还与邓小平、彭真等老一辈革命家保持紧密联系，并加入了由邓颖超担任组长的学习小组。在这个小组中，他与闲居在家的老同志们一同以学习会的形式，共同探讨国是，总结历史经验。

在那个年代，周恩来曾多次与谭震林进行深入交谈。毛泽东亦将谭震林及原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等几位遭受打压与迫害的老同志召集一堂，与他们促膝长谈，共进简餐，并向他们承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谭震林对此深感受益匪浅，心中充满了党的关怀与温暖。然而，在“四人帮”的操控之下，对谭震林及其他老同志所遭受的种种不实指控，组织层面并未进行正式的平反与澄清。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会议期间，朱德同志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谭震林同志则荣任副委员长。在此次大会中，周恩来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同志等亦被授予副总理职务，这一举措有力地挫败了“四人帮”图谋组阁的阴谋。谭震林同志虽腿伤尚未痊愈，身体状况亦有所衰退，然而，在朱德委员长的直接领导下，他依然承担起了接待外宾等重要职责。

春日里，谭震林在南斯拉夫外交使节的陪同下抵达广州。告别来宾后，当地党政领导随同他进行了实地参观。尽管按照国家领导人级别部署了安保措施，谭震林却坚持简朴行事，强调：“贴近群众，是我们党的重要作风之一。如此大动干戈，设置众多关卡，怎能真正做到深入基层，与民同乐？”谭震林主张摒弃旧式“肃静回避”的做法，认为这样既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也能更好地接触基层干部。接着，谭震林前往湖南，调研农村工作，一天内奔波三个公社，不料因劳累过度病倒，连续虚弱了一天一夜。北京得知此消息的周恩来总理十分担忧，立即通过江苏方面紧急调配江苏省中医院院长邹云翔前往长沙为谭震林治疗。经过三周的努力，谭震林的病情才得到稳定。

五月，谭震林重返北京，入住于北京医院。自入院之日起，周恩来便不顾病体，多次前来看望他。谭震林目睹周恩来日渐消瘦的身躯，心中不禁涌起泪意：“总理，您务必珍重身体，国家离不开您啊！”周恩来回应道：“我预计还能有半年时光，尚有许多事务待我处理。若不尽心竭力完成应尽之责，我恐难安心辞世。”

1976年1月，周总理追悼会。

此次医院之会，竟演化为谭震林与周恩来永别的场景。那一年，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离世，谭震林深感悲痛，同时亦对国家的未来充满忧虑。所幸，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果断出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获悉粉碎“四人帮”的喜讯，谭震林激动得整夜未能入睡。直至曙光初现，他才缓缓合眼，睡得无比沉酣，这是自“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未曾有过的体验，以至于即便从床上跌落至地板，他亦未惊醒。待被葛慧敏扶回床上，谭震林不禁惊讶地问道：“怎么睡到了地板上？”谭震林一生历经无数风浪，却从未有过如此激动的情绪。

“二十五岁初上井冈，七十五岁再踏征程。斗争历程不曾停歇，内外敌魔定要扫清。”次年2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首次会议上，谭震林再度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他带着愉悦的心情，认真负责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在1981年，我有幸与参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湖南省代表们相聚一堂。

“谭震林同志的历史清白，并无任何政治问题。林彪、‘四人帮’对其所捏造的叛徒等不实指控，应予以彻底推翻，并为其进行全面平反。”

1982年9月，谭震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他与众位资深前辈一道，从一线退至幕后，荣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之职。在中央顾问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上，谭震林脱颖而出，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兼副主任。遗憾的是，1983年9月30日，谭震林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1岁。他的骨灰，被安放在故里——沫水河畔的攸县烈士陵园，以慰其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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